為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沖擊，中央政府、中國人民銀行以及各地方政府等陸續出臺金融支持政策，旨在幫助企業渡過此次危機。那么，金融政策會助力中小企業渡過難關嗎？鑒于此，中國企業創新創業調查（ESIEC）聯盟于2月10日起開展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小微企業生存狀態專項調研。 為了和企業在正常條件下的經營具有可比性，本報告僅用2018和2020兩輪調查中可追訪到的樣本數據，并通過分析企業的實際需求、金融市場的供給結構、以及潛在的交易成本這三個角度，進行統計分析報告。統計結果會因為使用樣本數量有些偏差，但不影響整體趨勢。 一、新肺疫情沖擊下企業的外部融資需求：41%的企業有融資需求，其中疫情新增僅占11.5% 本報告按照企業應對現金流短缺的方式，將企業分為三類：一是存在外部融資需求，包括向正規金融、互聯網和小貸公司、民間借貸申請貸款或股權融資。二是不存在現金流短缺的問題，定義此類企業為無融資需求的企業。三是通過降低運營成本等非外部融資途徑應對現金流短缺問題。全國平均而言， 41%的企業需要申請外部融資來應對資金短缺，本文定義這部分企業存在融資需求。當然，采用其它途徑的企業可能有潛在的融資需求，其中17%的企業通過供應鏈信用解決經營問題。但從統計來看，約31%左右企業通過裁員或降薪方式應對資金短缺，而不是選擇外部融資。有32.8%的企業明確表示不存在現金流短缺問題。該結果意味著，約60%的企業不存在現金短缺問題，或者即使有也選擇通過非外部融資途徑來解決資金問題。為此，金融供給也許不會被這部分企業使用。 當然，不同地區的外部融資需求存在差異。廣東和甘肅的中小企業在此次疫情沖擊下的外部融資需求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浙江、上海、河南和遼寧的企業外部融資需求較少，更多的是不存在現金短缺，或希望采用非外部融資途徑解決（如圖1所示）。 圖1 新肺疫情沖擊下的融資需求 目前各地的金融供給政策，大多針對疫情影響較大的行業，比如生產性服務業（如：物流、交通運輸等），生活服務業（住宿餐飲、批發零售業等）。然而，這些行業企業的外部融資需求可能并不高，有超過一半企業并不需要融資。如圖2所示，報告按照農業、工業、生產服務業和生活服務業四大類劃分統計，企業的外部融資需求占比分別為：38.7%；49.2%；48.2%和38.6%。因此，金融扶持是按照疫情影響來匹配行業，還是根據企業的實際融資需要來匹配，是一個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圖2 現金流融資需求的行業分布 那么，這些有融資需要的企業，其自身的現金流可以維持多久呢？如圖3統計顯示，現金流僅能維持1個月以內的企業中，有70%需要外部融資。意味著，即使現金無法維持到2月底，依然有30%的企業不需要通過融資途徑解決問題。隨著企業自身資金實力的增長，外部融資需求比例持續下降。資金能夠維持生存6個月以上的企業，僅20%的企業需要申請外部融資。由此可見，一半左右的企業需要的融資服務是應急性的、短期而非長期需求。 圖3 現金流融資需求的緊急程度 然而，上述有外部融資需求的企業是因為新肺疫情沖擊新增加的融資需求，還是長期存在的需求呢？換言之，有的企業可能一直存在融資需求，并非是針對疫情影響。為此，如果受訪企業在2018年沒有融資需要，因2020年的疫情影響才有融資需要，本文將此類企業定義為新肺疫情沖擊下新增融資需求。 平均而言，全國因為疫情沖擊新增加融資需求的企業占比為11.5%。其中，廣東和浙江最高，約19%。因為在正常情況下，這兩個地區企業的融資需求不高，分別有48%和59%的企業不需要外部融資（如圖5）。甘肅其次，新增的融資需求占14%。上海和遼寧新增的融資需求僅為8%，河南最低僅占4.5%（如圖4）。當然，受到疫情沖擊比較大的生產服務業的新增融資需求最高，占16%，工業新增融資需求14%，生活服務業新增融資需求11%，農業新增融資需求僅為6%。因此，金融服務供給可能還需要進一步區分企業的融資需求是長期存在的，還是因為此次疫情新增的。如果能加以區分詳細區分，則會更精準的提供金融服務。 圖4 疫情新增融資需求的分布 二、金融供給結構：37%的企業存在長期融資約束。疫情下，新增非正規融資需求約占17%，新增正規融資需求僅占3% 企業有融資需要，就一定可以獲得貸款嗎？我們接下來看看常規下金融供給結構。 圖5統計了2018年調查企業獲得金融服務的情況。藍色部分為有需要并獲得了外部融資，全國平均僅占17%。灰色部分為受到融資約束的企業，全國平均占37%。浙江、上海和廣東的金融服務覆蓋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遼寧和全國接近。而甘肅和河南的金融覆蓋率明顯低于全國水平。該結果表明，中小企業的融資約束是個長期問題，如果不進行根本性改變， 37%受到融資約束的企業，在此次疫情中也很可能繼續被拒之門外。換言之，給定企業有融資需要，如41%有外部融資需求的企業中，將有68.5%無法獲得融資服務（37%/（37%+17%））。 圖5 常規下的融資約束 應對此次新肺疫情沖擊，各金融服務機構會起到多少作用呢？本文進一步統計了常規條件下金融市場各渠道的供給結構，根據獲得融資的企業的融資來源進行統計。并將金融供給結構劃分為四類：正規金融、民間借貸、互聯網小貸和股權融資，詳見圖6。正常條件下，有67%的企業通過正規金融渠道獲得融資服務，33%使用民間金融、互聯網小貸融資或股權融資。新肺疫情沖擊下，企業會選擇多個途徑來解決融資問題（各渠道占比加總高于100%）。統計來看，70%的企業計劃申請正規金融貸款，比正常情況下僅提高3%。24%的企業計劃使用民間借貸，比正常條件下提高8%。有14%企業計劃申請互聯網金融或者小貸公司貸款，低于常規的15%。股權融資比例明顯提高，占11.2%，比常規高出10%。因此，應對此次疫情沖擊，降低正規金融的融資約束比例，加強提高非正規金融服務覆蓋率，則更有可能滿足企業的融資需要。 圖6 融資供給結構：常規VS新肺 三、交易成本：正規與非正規的優勢比較 金融需求和供給之間的匹配過程是存在交易成本的。如果成本越高，就會降低供需的匹配效率。其中，融資交易成本來自于兩部分：（1）金融供給者甄別、信息甄別的成本。眾多研究經驗表明，正規金融體系在甄別小企業信息時，審批手續和周期相對較高，成本相對較高，這也是不愿意為中小企業提供貸款的主要因素之一。（2）企業家主動了解政策提供自身有效信息的成本。 圖7 企業家主動了解政策信息對其融資需求的影響 ESIEC2018年調查顯示，有38.8%的企業家不會主動去了解政策。有融資約束的企業中，自我約束的企業占比為52%。意思是，有52%的企業即使有融資需求，也不會去申請，因為他們認為申請也會被拒絕。圖7統計了愿意主動了解政策和不愿意主動了解政策的企業家，對于應對此次疫情期望得到金融扶持的差異。 結果顯示，愿意主動了解政策的企業，期待獲得融資幫助的比例高于不愿意主動了解的企業。在甘肅特別明顯。在上海、遼寧，不管是否愿意主動了解政策，對于金融政策的需求都不高。該結果表明，約四成中小企業家可能因為不了解政策，最終因為過高的交易成本而放棄融資。與此相對，非正規金融存在信息優勢，交易成本較低。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疫情沖擊下，新增的非正規融資需求高于對正規融資的需要。因此，非正規金融比正規金融，在短期金融服務上，存在成本優勢。 如果企業無法獲得外部融資，是不是就沒辦法生存了呢？本文繼續統計了外部融資服務在企業家預期中的排序。如圖8所示，面臨疫情沖擊，企業經營中最困難的問題是訂單減少或者無法支付訂單，占50%。最不重要的問題是融資問題，包括認為融資難，或者貸款無法償還兩個方面，僅占13%。同樣，在企業家的政策訴求中，融資需求，如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延長貸款期限或者減免債務，在所有政策訴求中排位第三，僅有22.4%認為解決融資問題是對企業應對疫情的有效因素。因此，金融支持政策在企業應對疫情短期沖擊的選擇中，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附表1 關于金融政策的梳理表 四、結論與政策啟示 金融支持助力中小企業有效應對疫情是目前政策的焦點之一，那么是否有效，或者如何有效值得更多討論。本報告通過中國企業創新創業（ESIEC）兩輪的追蹤調查（2018和2020）數據統計發現：（1）面對此次疫情，僅41%的中小企業存在外部融資需求，隨著企業自有現金流的增加，該比例持續下降。（2）疫情影響下，11.5%為新增加的融資需求（疫情下有需求，而正常條件下不需要）。（3）金融供給結構中，雖然正規金融服務占比最高，接近70%。但如果疫情下不能調整貸款條件，受到融資約束的37%的企業仍然無法獲得融資服務。（4）疫情影響下，企業對于非正規融資的需求相比常規下提高17%，正規融資需求僅提高3%。該結果有以下幾點政策啟示： 第一，疫情沖擊，新增融資需求并不高，更多的是長期的融資需求。因此，金融服務供給需要區分企業的長期需求與短期需求，進行精準服務。此外，金融服務是按照疫情影響大的行業或者地區來匹配，還是按照企業的實際融資需求來匹配值得進一步思考。 第二，疫情沖擊下，企業的融資需求，更多的是提高非正規金融，尤其是合資等股權融資方式來解決資金短缺問題。對于正規金融的需求僅高出正常情況下3%。為此，正規金融體系應重點考慮的是企業的中長期需要，以降低融資約束為主。針對疫情的影響，金融政策應將重點放在適當鼓勵非正規金融市場的融資供給層面。很可惜，從目前的政府的金融政策中，我們幾乎沒看到關于如何發揮非正規金融市場的作用的方案（政策梳理，詳見附表1）。 第三，疫情沖擊下，融資服務對于解決企業問題的貢獻相對靠后。意味著即使沒有金融服務，對企業應對疫情的影響很可能也不大。因此，金融服務僅僅是“錦上添花”，并不能起到“雪中送炭” 的作用。當然，如果疫情持續時間較長，那么金融問題將會成為維持企業生存的關鍵因素。然而，如果金融政策過多，或者強行推進銀行政績，加上地方政府的層層加碼，很可能將金融資源進一步集中流向具有融資優勢的大企業，對解決中小企業融資約束更不利。同時，那些專攻政策或者有關系企業更容易拿到貸款，反而擠出了把集中精力搶救訂單，實現復工等工作放在重點上的實干的企業家（productive），滋生了套利性的企業家（unproductive）。由此推演，融資的錯配會進一步加劇中小企業的非疫情沖擊下的經營困境。 綜上，我們更希望金融政策的制定是基于企業實際需求的，以及各地金融供給結構基礎上的有效方案，關于金融政策潛在的副作用值得更多反思和防范。